精英云集,共绘法治战略蓝图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在沪成立,首届法治战略论坛成功举行

发布部门: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6-12-17


20161210日,“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法治战略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黄毅先生,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李重庵先生,上海市法学会会长陈旭先生等嘉宾应邀出席并致辞。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主持。受邀嘉宾共同为“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揭牌”,中心常务副主任崔永东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心的建设情况。与会者围绕“高校智库如何服务国家法治战略”、“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法治与司法”、“法治战略与司法改革的宏观视野”、“司法改革的难点及其对策”、“深化司法改革的战略建议”等多个议题展开研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孙万胜、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范明志、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专委张书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越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苏州市政协副主席张跃进、安徽侦查逻辑办案研究会会长柴学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龚培华、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晓耕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身健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叶必丰教授,我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应培礼等嘉宾200余人参加会议。



  (图为开幕式现场)


一、嘉宾致辞


  

叶青(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揭牌,举办首届法治战略研究论坛,共同为法治中国建设奉献力量,这是华政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建设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是华政服务国家发展的主动担当,我们办大学要敢于面向世界发展大潮,自动跟随世界走向未来,也要面对本土发展需要,致力于支撑国家和地方,还要惠民,致力于服务百姓的幸福生活,所以打造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精神所采取的行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任务,我们将主动站在党和国家方针路线政策的大局下对工作进行思考,定位和谋划,举全校之力建设好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打造高端法学智库,以现实问题为起点,聚焦国家和地方立法、执法与司法环境中的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科学性、前沿性的咨询建议,让智库的想法变成国家的做法,让资库的对策变成党和国家的举措。把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打造成一流学科的加速器,一流成果的孵化器,一流人才的培养器。



黄毅(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和重大任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思路,是关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系统工程。其中法治战略理论是整个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发挥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法学家应当响应时代的要求,加强法治战略理论研究,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战略理论体系,为依法治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华东政法大学成立了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这是响应时代号召,把握时代脉搏,跟随时代要求,勇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

司法改革必须传承并弘扬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一、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当中,有糟粕,也有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比如三复奏五复奏,就充分体现了官府对死刑案件的重视。二、即使是品德高尚的司法官员注重案件本身调查研究和亲临现场到办案一线也会出现冤假错案。因之,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和对案件审理保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理应具有的职业操守。任何时代保证司法公正,让每一个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一个素质高的司法队伍无疑都是关键。



李重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民盟中央原副主席

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的形象像“工”,中间是专业队伍,上面是顶层设计,下面是法治实践。希望该中心能起到顶天立地的作用,顶天即为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建言献策,还要立地,即扎根社会生活中的法治实践,而沟通其间的就是中心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在多年的人大工作中,深刻感受到法学队伍在推动法治进程中发挥引领的作用,这支队伍给法治中国带来的愿景和动力是不可替代的,希望借华政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之机,吸引更多人才,凝聚更多正能量,能让更多人为中国法治建设奉献力量。



陈旭(上海市法学会会长)

华政应时代需求成立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作为以服务国家为目标的高端智库是华政的大事,是上海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实现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法治不仅仅是制定法律,同样,研究法治战略亦不是单纯研究法律规范、法律概念。法治战略的关键在于实施,实施的关键在于符合国情,这就是说法治战略研究根本上是应用型的法学研究。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的成立在办学和国家法治之间找到很好的结合点,在满足法治需求的同时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也将对上海的法学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开幕式由顾功耘副校长主持)


(中心常务副主任崔永东教授在开幕式上介绍中心概况)


二、高校智库与国家法治战略



   叶必丰(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教授)

对高校学术智库研究工作进行评价,一般来说有三个标准:其一,管理者的标准(领导的标准)。主要有学术论文发表情况,科研奖项情况,项目申报情况,其中容易对比也较为重要的是科研经费的数量。其二,社会和外界的角度。就要看你这里有没有大师,有没有出理论,有没有形成研究方法。还要看学科建设的水平和程度。其三,老师们的标准,即希望学校里和主管部门不要“折腾”。



于蕾(上海社科院智库建设处处长、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在05年就提出了智库建设的目标,经过10年的发展,从去年到现在进入了快车道。我们的经验是智库建设离不开整个的体制机制的支持。对此,上海社科院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探索。第一,建立了集约化的内部治理机构。第二,建立后端化的多渠道的科研激励模式以及符合智库运行的科研激励制度。第三,建设开放化的科研组织体系,即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第四,建设智慧化的智库建设平台,比如“互联网+智库”,即建设智慧社科院。




胡光宇(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大学智库应主动承担国家责任,完成本校任务和培养人才的职责。与国家发展同行、与国家开放相伴、与国家变革俱进、与国家兴盛并存的大学智库层出不穷的新时代条件下,应具备急国家之所急,向国家之所向,想国家之所想,想国家之未想,要有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的人文和学术精神,在工作中体现爱国情怀和意识,这是大学智库服务国家战略的基本要求。



谷贤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首先,智库的作用就在于不断提出思想或政策建议,这样才能成为“库”。那么大学想要能够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就必须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第二,我觉得中国今天在建设智库的时候,优先需要领导搭台让学者唱戏,真正做到让所有的学者,在问题认知之前实现平等。第三,智库是关键的市场,这意味着智库的成果必须使用老百姓与政治领导人,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得懂的语言,都能看得懂的表述方式,才能够产生影响力。

李清伟(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学里面凡有影响力的,全是学术权威的东西,能够产生思想的人才能在社会上被人所接受,尊重,这就意味着高校智库一定要把学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因为学术有它独立的品格,这就意味着高校智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当受制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实约束。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需要申报,教授在大学的生活有赖于财政。财政的依赖制约着高校智库的发展,高校又不得不做对策性的研究,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智库建设要考虑的。

  

三、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



孙万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

司法规律研究应当关注我国发展历程的规律性和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基于这样一个思考,建议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从司法制度研究这个角度上着重研究六对关系: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司法的实质合理性与程序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社会监督之间的关系;法官的审判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关系;法官的能力水平现状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司法制度的运行方式与国家法治体系之间的关系。

李玉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诉讼制度改革为什么要以审判为中心,它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四中全会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写入决议,为什么要这样做?最重要的是和审判的终局性有关。人类社会解决纠纷,总得有个最后说了算的地方,不管叫法院或其他也好,既然交给它,就得以它为中心。而不是像现有的刑事诉讼中一样,甚至以侦察为中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至于如何来实施,两高已经出台了意见,基本内容已经明确,但是具体程序的程序设计还需要深入研究。



王越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任务完成是第一责任,入额法官按新模式办案,未入额法官按旧模式办案,两种模式共推并进。审判质效是第一目标,严格落实法官责任制,防止权力滥用。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队伍是第一需要,建立优质高效的审判团队,刑事、民事和行政合理搭配。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改革的第一举措,改革必须全面兼顾、深入,防止顾此失彼。平衡利益关系是稳定队伍的第一要求,最大程度弥补因改革造成的思想认识和结构变化形成的裂痕。



黄祥青(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要真正实现司法品质的提升。裁判的公信力,公正水平是不是真正提高的判准,很大一部分源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认可,对司法裁判者本身品质和人格的认可。相信人,所以相信他的裁判。所以说如何提升裁判官本身的品质和裁判官本身的能力素养理应得到更多,更深入的关注,也应在素养提升上下更多的功夫。真正的公正是靠裁判实现的,注重专业化司法队伍的养成,才能更好的推进司法公正。



龚培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就司法改革本身而言,打破规律,重建规律是必经之路。在司法改革中,检察改革不同于法院改革,检察机关总体上不是司法机关,检察权兼具监督性,司法性,行政性等多重属性,检察改革不能按照司法改革的模式简单推进。检察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因检察权的符合属性导致的检察角色和地位的冲突。



杨海坤(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所谓中国法治战略,就是从战略的角度对中国法治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精确认知、全局把握和未来预见;就是从战略的思维认清和把握中国法治战略发展的大趋势。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我们的灵魂和思想指导,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我面描绘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蓝图。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蓝图变为现实的研究环节。所以我们要从四个全面的高度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包括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司法改革。

图为安徽侦查逻辑办案研究会会长柴学友发言现场


(图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专委张书华发言现场

  

四、法治与司法




  魏淑君(浦东干部学院国际合作培训教研分部副主任、教授)

  法律权威必须获得社会认同。法律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还应具备合法性。法律和司法要有可视性,公众能够参与进来,还应具有审视性,公民可以提出疑问,这样法律的权威才能获得公民在情感上的认同。在培育民众的法治信仰方面,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逐步培养法治理念,并要将司法的权威在于其终局性这一点告知民众。此外,还应重视基层法院的建设与法官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的培养,这一情况将直接影响百姓对法律的看法。



  李峰(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当国家正式的规则供给不足时,就会有民间自发生成的规则,比如在电子商务中的纠纷解决规范,就是一种新型的民间程序规范。在利用民间程序规范时,应该遵循将民间解决置于整个纠纷解决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思路。民间规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规范,而作为资本主导的平台,民间规范也需要法律的引导与介入。



  孙建伟(《东方法学》编辑部编辑)

  社会的法治程度以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为评价,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对现实的反思,应将其置于宪法与法治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应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中进行解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应采取渐进式、分步骤改革,合理设置刑事诉讼结构,逐渐坐实刑事审判权。此外,在改革中应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视角来推动侦查权、检察权以及审判权的配置。

  史长青(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官在证据之外,合法根据经验法则推断事实,但由于其身份及社会责任等因素会影响自由心证的做出。那么,在证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做出判定?事实认定时,法官的权限有多大?如果法官不受责任追究,他会较为自如地凭借直觉与经验认定事实,反之亦然。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司法改革的推进中加以深思。

五、法治战略与司法改革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清代三法司的核心理念是权力制约,其设立初衷便是通过三衙门互相监督制衡,以避免冤滞、防止一衙门弄法,当时形成了“两议”、“三议”的惯例。三法司在互相制衡及监督地方司法方面,发挥了体制性作用。我们现在进行司法改革,可以通过研究传统制度为现实提供经验。



  朱淑娣(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一,法治战略与司法改革的义利争辩。规则的制定必包含价值判断,我们的公法是为了平衡各 种利益。所以应该建立时效评估,有量化分析,我们的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可以吸纳经济、统计、数学方面的专家。第二,司法改革要有全球视野。第三,司法改革要重视本土文化。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决定了传统法文化兼顾情理法,如何做到这一点仍是值得研究的。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司法的功能定位——我们一直认为司法是为了定纷止争、解决矛盾,但其最本质的功能是“治权”。公权力具有逐利性和侵犯性,因此,应该重视司法的“治权”功能。司法独立需要机制保障——《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对司法独立的特殊表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党以道德引领社会,以此保障推动法治建设。



  石东坡(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中心主任、学术期刊社社长)

  在对中美两国法治战略思维进行梳理、归总、比较和反思后,可以发现,中国法治战略思维在法治战略思维的内向型与外向型、法治战略思维的发展性与守成性、法治战略思维的工程性与自发性等多个重要面向上的各自特点。这是法治战略思维研究中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对象与方法,是我国法治发展的有益参照和必要背景,是我国法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

  葛天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们今天进行司法改革,要明确这样几个关系:即权大还是法大?讲求情理还是法理?也须澄清 立场,顾及眼前问题,还是遵从理想设计。改革开放后,经济案件产生,也引起了证据方式的变化。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对立,追求平等与追求自由,权力驾驭型还是权利驾驭型?

  樊新红(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进行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达到三层目标,即法律本身讲信用、法律促进民众讲信用、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将信用。司法信用制度建设应当成为司法改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杨海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法院和检察院都在推行司法责任制,两者在基本内容上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不同,所以具体落实到司法责任制中也是有差异的。在权力属性方面,审判权是司法权,属性较为单一,而检察权除了具有司法权属性外,同时还具有行政属性和监督属性。在责任追究方面,检察院的情况更为复杂,其办案权和决定权并不总是统一的。法院除了少部分案件上审委会之外,其他案件主审法官都有办案权和决定权,其责任主体较为单一,因此在具体标准上也是有区别的。

  叶肖静(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博士生)

  认罪从宽制度应当得到实体与程序双重面向的关注。在实体方面,认罪认罚标准要求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明确从宽结果具有可获得性,并依据差异给予不同的从宽处理的幅度。在程序方面,庭前程序保障嫌疑人意思表示自愿真实;差异化适用简易程序;建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衔接。


(图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发言现场)


(图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教授发言现场)


(图为《解放日报·上海观察》主编王多发言现场)


六、司法改革的难点及其对策


张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应当说本轮司法改革的理论目标已经达成,但是,与实际的需求之间尚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超越司法权的监察权如何设置,如何更好实现司法体制历史形成的“军队化”模式向司法职业精英化模式的转变等等。在未来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应当着重关切下述问题:改变既往的传统行政性司法模式;全面协调监察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注重司法改革的个性特点与主流评价标准的融合。

罗昌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研究室主任)

我国宪法规定了一府两院的格局,但在实际中两院是低于政府的,“两院”体现的是法治的地位和权威,司改中两院的地位应该得到突出。司法的“去行政化”应当摒除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干部管理模式,探索新型的人事权管理模式,建立司法职业单独晋升通道和奖惩措施。完全落实办案责任制,实现以事后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的监督模式。继续探索并推进跨行政区的司法机关设置。

卞涛(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应当在中央统一划线的基础上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入额比例,并特别注意未入额法官的积极性问题,实际上未入额法官是奠定后续入额的基础。审判团队的组建以自主选择为主,以行政调控性组建为辅,充分彰显团队组建的自主性,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审判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注重对非讼诉渠道解决纠纷进行引导,以缓解案件总量居高不下对审判带来的压力。



陈炳泉(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副局长)

上海市是比较早开始进行“依法治市”探索的城市,设立了政治文明办,依法治市推行力度大,实践效果非常明显。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与实施主体是分不开的,以松江的基层实践为例,依法治区由司法部门的科室推进,力量就显得薄弱,所以,依法治国的推进不能单纯靠基层单位的努力,自上而下的权威和整体推进的力量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孙剑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中的监督与制约,一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在未来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中,非常有必要厘清刑事诉讼中制约功能的中立性,并且将监督功能精准定位于对显性程序违法的监督。针对法检工作的考核应当考察显性的内容,而不是现行的只以办案为出发的简单考核模式。



王娜(上海政法学院检察制度比较研究中心副教授)

    1、依法治国战略中海司法体制改革的定位,即司法体制改革就是司法建设的常态化。2、司法体制改革不应忽视国际视角,司法体制改革是系统化工程,而不应条块化。3、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实现专业化与民主化的宏观微观统合,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兼具并及,行政化与司法化的双向强化。4、司法改革永远在路上。

周寓先(成都市高新区法官)

司法过程的本质在于“说理”,司法实践当中,法官会因为某些原因在向当事人阐释结果的时候表示,审理结果是这样是因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不注重说理的结果关注导向,会扼杀司法的想象力,使司法失去守卫“好”的能力,也会形成以执法化的思维来评价法官的审判工作,这将导致法官评价走向误区。司法改革的有序推进,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审判规律和逻辑的法官评价方式。

吴真(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

借助多学科的视角对司法改革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例如以经济学来分析司法改革的举措。本轮司改中的员额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学中“选择性激励”理论的一种体现。而刑事司法领域的技术创新,在西方体现为“诉辩交易”,在我国体现为“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从宽制度”,即是以新的“生产方法”推进改革。

  

七、深化司法改革的战略建议


牛传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高级法官)

在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力资源的配置必须坚持一种“动态的配置方案”。此种动态的配置方案根基于“常识”和“科学”。案件数量与专业化审判队伍间的“配伍”关系,既不应简单取决于辖区的人口数量,也不应简单取决于案件的种类和案情难易,而是应该取决于当事人的认可,唯有如此科学合理的“配伍”才能实现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当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必须为审判供给保留一定的“弹性冗余”,为公正裁判提供充分保障。

赵洪忱(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

从西方国家角度来讲,司法就是审判权,就我国而言,司法包括公检法司四个部门。司法改革不应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公安及司法行政部门同样应当“加入”到司法改革中来。要整体提升中国的法治水平,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建构,就必须要提高整个社会公众对法的价值的追求和信仰,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仰程度也是司法改革战略推进的题中应有之义。

叶慧娟(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法律大数据是大数据战略在法治战略整体制约之下在法律领域的技术性展开,是法治战略借助大数据手段在战术层面以“法律”为核心的落实与运用。法律大数据的意义在于坚持用数据说话,防止“拍脑袋”随意决策,通过客观真实的数据来呈现社会关系、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并揭示其中的微妙关联,为最终的科学合理抉择提供依据。在享受法律大数据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其对隐私权构成的侵略。

张瑞祥(江苏省司法厅研究室干部)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推动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必须找准司法行政系统在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司法行政系统应当以构建社会司法体系以纠纷化解为中心,向前、向后拓展形成包含预纠纷预防化解、秩序修复的法律秩序建设链条,这也与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接受、纠纷预防、纠纷非诉解决、诉讼参与、损害修复等工作基本吻合。

孙煜华(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职务犯罪调查中,“双规”这一方式长期面临合宪性的困境,且有重复办案的嫌疑,亟待改革。在本次设立监察委员会的试点改革中,纪委检察机关具备了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可直接运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强制措施,鉴于指定监视居住和双规在功能和特征上的高度一致性,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取代双规就成为改革的一个可行性选择,改变双规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实现反腐与人权保障的并重。

刘家楠(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司法改革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就可以完成的,司法改革是一个过程。司法改革不能忽视法学教育的作用,法学教育的“产品”实际上是为整个司法体制培养生后备力量的过程。法学教育目前基本上以理论输入为主,其“产品”在真正进入司法“市场”后还要经历再培养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对部分法学教育内容的否定。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司法实务界与学界的双向交流机制,目前来说这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真正在法学教学中体现出法学学科的实践性特点。

李振勇(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司法改革注重的是效率提升,往往忽视了其中的个体,即司法人员,特别是法检系统中的“青年人”。青年司法人员在当下的司法生态中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为有效舒缓这些压力,为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培养“生力军”,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就必须注入人文关怀,此种人文关怀着重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如果我们不注重司法人员对于制度的耐受度,那么现在司法机关中人才流失的现象将难以被有效遏制。


八、学术总评及闭幕式


(图为闭幕式现场)


崔永东(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法治战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法治战略就是对法治战略模式的一种整体设计和总体谋划。广义的法治战略除了对法治的整体设计和总体谋划外,还包括法治战略的实施,也就是说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等等在内。

法治战略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战略的发展模式具有形塑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他们各自民族的法治发展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法治战略或法治模式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例如,儒家的伦理型、和谐型法治战略赋予了中国现代法治重伦理、重和谐的特点,法家的权力主导型、建构型法治战略赋予了中国现代法治类似的特点。另外。中国现代法治战略也有自身的特点,如倡导党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合作的“协商型”法治模式。

法治战略的关键在于实施,法治战略高度关联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实现当今中国法治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法治战略是顶层设计,有了很好的顶层设计,以及基于此顶层设计的目标追求,就要靠司法来实现,所以说法治战略与司法改革的关联度是非常之高的。现代中国法治战略的目标一个是公正和效率,再一个是和谐与稳定。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员额制、司法责任制、权责统一,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正和效率、和谐和稳定。

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并重应当成为国家法治战略。国家司法所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国家意志、国家权威与国家利益,社会司法所体现的是社会利益、社会权威、社会意志和社会利益。国家司法是国家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进行化解纠纷的活动,社会司法是社会组织根据社会规则进行化解纠纷的活动,两者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顾功耘(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三中全会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五大建设。我认为也应将法治战略切成五大块进行研究,这几个方面各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各有一些自身的规律,其希望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将研究队伍适当的分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研究报告,只有这样真正地深入研究才能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发展起到引领的作用,真正体现出高校智库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 刘家楠供稿)


(图为会后顾功耘副校长、崔永东教授、赵晓耕教授合影留念)

(图为顾功耘副校长、崔永东教授、赵晓耕教授与会务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图为崔永东教授在会议现场)

(图为中心管委会秘书长樊玉成在会议现场)


(图为参会人员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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